產業精準扶貧是扶貧工作的主要方式，能夠確保精準扶貧見實效、可持續。在國家產業政策大力支持下，生物質能源產業在發展實踐中已被證明可承擔精準扶貧重大責任與使命。我國是農林業大國，每年約產生12.5億噸農林業廢棄物，將其作為生物質原料生產可再生能源商品，可替代約7億噸標準煤，減排二氧化碳14億噸，帶動3000多萬農村勞動力就業，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及社會效益均十分顯著。若對我國現有有林地、宜林地及耕地等進行科學、高效經營管護，每年產生的總生物量約相當于55億噸標準煤，將其全部應用于生物質能源產業則可帶動8000多萬農村勞動力就業。若將該產業精準對接扶貧工作，可取得巨大成效。

      生物質能源產業具有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相結合的特點，歷經兩個“五年計劃”的發展，現已成長為具有明顯發展優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我國完全自主創新的生物質能源商業應用技術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可生產出電能、熱能、燃氣、燃油等高品質、高清潔能源商品。我國現已投產運營的200多家生物質電廠，每年消費約5000萬噸農林業廢棄物，在減少季節性秸稈焚燒造成的環境污染的同時，帶動超過百萬的農村勞動力就業，每年支付給農民的燃料收購款約150億元，幫助了約20萬戶農民家庭脫貧致富。“十三五”期間，大力發展生物質能源產業并全面對接精準扶貧，一定會成為打贏這場扶貧攻堅戰的有力之舉。

      科學規劃產業扶貧工作，應將其納入我國“十三五”期間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引領經濟轉型發展的背景之中。在此前提下，生物質能源產業扶貧應從激發內需市場活力、引領縣域經濟發展轉向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等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從而真正實現產業與扶貧的高度融合。

      優化資源配置、在貧困縣落戶發展生物質能源項目，是實現生物質能源項目持續拉動就業與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精準扶貧目的的首要前提。依據到2020年我國建設投運1000個生物質發電項目，總裝機規模達3萬兆瓦的生物質發電產業規劃，當前仍有近700個項目尚待開發建設。當前，可將這些項目優先對接全國592個貧困縣并加快推進建設，若當地資源量不足，應協調鄰縣或周邊其他縣區資源保障其項目建設及運營。優先安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家庭人員作為產業工人參與電廠原料管理工作，每人年收入1.5萬元，可實現五口之家的脫貧。落戶到貧困縣的生物質電廠項目每年可持續帶動5000個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就業，為相應家庭帶來穩定的收入來源。若將60%的就業崗位提供給貧困家庭人口，則每年能幫助3000個貧困家庭脫貧致富。

      生物質能源是資金密集型產業，有機結合政府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企業自投資金、社會參與資金和政策性銀行長期低息貸款等，構建穩固的資本力量，提供充實的資金支持，是落戶貧困縣的生物質能源項目能夠真正實現精準扶貧計劃的根本保障。例如，若從國家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以及企業參與資本中分別拿出5000億元做1：1配套，前者設立扶貧產業基金作為母基金劣后，后者做次劣后，兩者合并一萬億元，再按1：1進行社會募資，便可成功建立總規模2萬億元的扶貧產業基金，若政策性銀行再配以80%的長期低息項目貸款，則可獲得共計10萬億元的資金保障。將其投入生物質能源產業精準扶貧工作，不僅可推動我國種植能源、種植材料產業的蓬勃發展，還可使我國縣域經濟實現向低碳、循環、生態經濟新模式的成功轉型，并且產生新增GDP約40萬億元，形成新的增長極，帶動社會勞動就業超過5000萬人，這對實現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破解當前我國經濟轉型中面臨的難題，意義十分重大。這就是政府積極引導、企業參與承擔、大眾參與支持、政策性銀行配置資源保障，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在打贏扶貧攻堅戰的同時可成功助推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高效戰略。

    政府配套的產業政策保障對于推進產業扶貧項目而言同樣不可或缺。例如，對于生物質發電電量，國家電網必須嚴格執行可再生能源法規定的保障性全額收購；電價附加補貼應及時與發電企業進行結算，以保障企業擁有足夠資金及時支付貧困家庭燃料款；地方人大應積極制定有關專項規定嚴禁焚燒農林業廢棄物，在避免其造成環境污染的同時促使農林業廢棄物走向資源化利用；能源領域要開放農村市場，推動農村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公平市場環境，為生物質能源扶貧項目生產的能源商品擴展市場空間、保障公平價格；對運輸生物質原料的專用車輛可減免路橋費，并放寬不必要的交通管制；對生物質能源扶貧項目優先配置工業用地指標和環境容量指標；對生物質原料破碎加工成型點，國家電網應支持減免電力增容費。這些措施是保障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對接精準扶貧的關鍵性要素。